一辆水暖工的货车停在房子前。车的滑门没关，车里摆放着多层收纳箱，里面装着银质及黄铜配件、直角管、S形弯管和塑料接头。
货车一侧的磁性垫子上印着公司的名字——“D. J. 摩根水暖工和煤气装配工”。我看到他在厨房里，手里捧着一杯茶，偷瞄朱莉安娜V领上衣下的乳房。他的徒弟正在花园里，给查莉演示如何用膝盖和脚踮足球。
“这位是D. J.，我们的水暖工。”朱莉安娜说。
他懒洋洋地站起身，手还插在口袋里，向我点头问好。他三十五六岁，皮肤黝黑，体格健壮，一头看起来湿漉漉的黑发从前额梳到脑后。他看起来像时尚生活节目里，专门帮别人翻修或改造房子的工匠。看得出，他正在问自己，为什么朱莉安娜这样的女人会跟我这样的男人好上。
“给乔[1]看看你给我看过的东西吧？”
水暖工朝她轻轻点了点头，作为回应，幅度小得几乎看不见。我跟在他身后，走进地下室上了闩的门。我们沿狭窄的木台阶下行，踏上地底的水泥地板。墙上有一盏低瓦数灯泡。深色的梁木和砖块将光线尽数吸走，只留下黑暗。
我在这座房子里已经住了四年了，但地下室的情形，水暖工比我还熟悉。他指着我们头上的各式水管，和蔼可亲地介绍它们的名字，并解释了煤气和供水系统的工作原理。
我想问他一两个问题，但经验告诉我，不要在工匠面前班门弄斧。我动手能力不强，也不感兴趣，正因如此，我的手指脚趾还健在。
D. J. 用穿着工作靴的脚轻轻踢了踢锅炉。此举含义再明显不过：这玩意已经没用了，废物一个，搁这儿放着就是个笑话。
他才解释到一半，我就已经云里雾里了，只好问：“那么，总共要多少钱？”
他慢悠悠地吐了口气，开始把要更换的东西罗列出来。
“人工费多少？”
“这要看工时。”
“那工时要多久？”
“我得先把所有散热器检查一遍，才能给个准数。”他随手捡起一袋受潮变硬的旧灰泥，把它扔到一边。那袋玩意得两个我才搬得起来。然后，他扫了一眼我的脚下。原来，我正站在一小摊水里，水从鞋缝里渗了进来。
我一边支支吾吾地说要节约开支，一边退回到楼上，努力不去想象他在我背后窃笑的样子。朱莉安娜从壶里倒出最后一杯温茶，递给了我。
“没什么事吧？”
“还好。这人你在哪儿找的？”我低声问。
“他往咱家信箱里扔了张传单。”
“有推荐人吗？”
她翻了个白眼。“他帮住在四十七号的雷诺兹一家修好了新浴室。”
水暖工们把工具从货车上抬下来，查莉将球扔进了花园的棚子里。她把头发梳到脑后，扎成马尾辫，双颊冻得通红。看到查莉的校服紧身衣上沾着草，朱莉安娜一顿责备。
“它们可以洗掉嘛。”查莉说。
“你又知道？”
“它们总是这样。”
查莉转身抱住我。“摸摸我的鼻子。”
“哎哟哟哟哟！鼻头冷，心头暖。”
“山姆能来咱们家过夜吗？”
“看情况。山姆是男孩还是女孩呀？”
“爸——爸！”查莉扮起鬼脸。
朱莉安娜打断了她。“你明天还要上足球课呢。”
“那下个周末呢？”
“爷爷奶奶要来。”
查莉的脸一亮，我的脸一沉。我完全忘了还有这回事。下个周末，上帝翘首以盼的私人医师将要在一场国际医学会议上发言。这无疑会是他的辉煌成就。种种名誉职务以及兼职咨询职位将纷至沓来，但他会礼貌地一一回绝，因为他讨厌舟车劳顿。我则会坐在一旁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，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十三岁。
我的父亲有一颗卓越的医学头脑。每本现代医学教科书里都有他的名字。医护人员处理事故伤者的方式，甚至战场医务人员的标准程序，都因他的论文而改变。
他的父亲，即我的祖父，是英国医学总会的创始人之一，也是任期最长的主席。作为医学总会的管理者，他声名在外，但他外科医生的身份倒是不太出名。尽管如此，他依然在医学伦理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接着，这一切落到了我的身上，又或者说，没能落到我的身上。我的母亲在生了三个女儿后，终于产下了一个全家人期盼已久的儿子，也就是我。自然，整个家族都希望我能继承医学世家的衣钵，但我没有，我斩断了这条继承链。按照现代的说法，我成了家族里最弱的一环。
也许我父亲早就该知道会这样。我对橄榄球提不起一点兴趣，也毫无天赋，他早该从中看出端倪。我很确定，从那时起，他就把我看作失败品，往后，我在他的眼里只会越错越多。
他无法理解我对格雷西的敬爱。我也懒得跟他白费口舌。如果说我们的家族史是一张布，那么格雷西就是布上漏针的破洞——在我们的家族里，她的地位和我的叔叔罗斯肯德、我的表弟布莱恩相差无几，前者在战时拒服兵役，后者因在百货商店里偷了女士内裤而被捕。
我的父母从未提起过格雷西。我对格雷西的了解全是自己东拼西凑出来的，从这个表兄那儿打听一点，又从那个远方亲戚处知道一点。最后我总算搞明白大概发生了什么。
格雷西在一战的战场上担任护士，怀上了青梅竹马的恋人的孩子，可惜他战死沙场。那时她才十七岁，还未结婚，孤独而心碎。
“没有男人想娶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。”她妈妈送她坐火车去伦敦的时候这样告诉她。
格雷西只看过自己的孩子一眼。哈默史密斯的拿撒勒修道院的修女在她腰部支起一块布，不让她看到自己的生产过程，但是她把布扯了下来。当她看到啜泣的婴儿，那么丑陋又那么美丽，她的心碎了，而面对心碎的人，纵使神医也回天乏术。
我的堂妹安吉丽娜说，精神病院和郡里的医院有格雷西的家庭照。然而我只知道，她二十岁出头就定居在里士满，我上大学时，她还住在那儿。
格雷西的死讯是我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的。当时我大三，在读医学专业，电话打来的时候我恰好在考试——我考砸了。验尸官报告称，厨房起火后，火势蔓延到了一楼。即便如此，格雷西还是有充足的时间逃离火场的。
在火势不受控制之前，消防员曾看到她爬上二楼。他们说，她本可以从窗户里爬出来，逃到车库顶。如果确实如此，为什么消防员不这样进屋救她呢？
屋子里堆积的书本、报纸、杂志，加上洗衣房里罐装的纤维颜料和一瓶瓶染色剂，通通助长了火势。火焰温度太高，她所有房间里的“收藏品”最后都被烧成了一堆白色灰烬。
格雷西生前常常赌咒说，要想她离开这座房子，除非把她装进松木做的骨灰盒里。未承想，到了最后，她连骨灰盒都用不上，一把簸箕就够了。
那时我早已决定不当医生。只不过我不太确定，如果不做医生，我还能做什么。我有很多疑问，却没有答案。我想知道，为什么格雷西会那么惧怕这个世界。然而，更大一部分原因在于，我想知道有谁本来可以帮到她。
在我攻读学位的四年里，父亲一逮着机会就奚落我，叫我“心理学家先生”，或者揶揄我的诊台和墨迹测验[2]。我在《英国心理学杂志》上刊登了广场恐怖症理论，他既没有称赞我，也没有和其他家庭成员提及这件事。
自那时起，他便对我的事业不闻不问。我毕业后离开了伦敦，在默西塞德卫生局找了份工作。我和朱莉安娜搬去了利物浦——船首扁扁的渡轮、工厂烟囱、维多利亚时代的雕像，以及空空如也的工厂。
我们住的大楼像一座寒碜的教管所，外墙是一层小卵石灰浆，窗户上装有铁条。我们住在塞夫顿公园公交站的对面，每天早上，唤醒我们的是柴油机刺耳的声响，像极了老烟枪往水池里吐痰时的咳嗽声。
我在利物浦住了两年便决定离开，时至今日，我仍觉得离开那里就像逃离了一处绝境——于我而言，那是一座受瘟疫侵袭的现代城市，住满了愁眉苦脸的孩子，长期失业的游民，还有精神错乱的穷人。若不是有朱莉安娜陪伴，我可能早就溺死在这些人的愁云惨雾里了。
但同时，我又很感激这座城市，因为它帮我找到了归属。人生中第一次，我感觉伦敦就像我的家。我在西哈默史密斯医院干了四年，后来转去皇家马士登医院。我升任为医院的高级顾问，名字被写在马士登医院大厅里的抛光橡木板上，正对着医院前门。讽刺的是，父亲的名字也曾写在那块抛光橡木板上，后来被擦去了，照他的话说，他想“少承担些责任”。
我不知道这两件事有无关联。我也不关心。他怎么想，或者他为什么要做一些事情，早已不是我会担心的事。我有朱莉安娜和查莉陪伴。如今，我拥有了自己的家庭。别人怎么看我，我一点也不在乎——哪怕是他也一样。
[1]约瑟夫的昵称。
[2]全称为罗夏墨迹测验，人格测量工具之一，主要用于临床诊断、精神病研究、人格研究和跨文化研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