虎丘山被古人称为“吴中第一名胜”,它气势雄奇,景色幽绝,而且还有着众多的神话传说。
虎丘山最出名的为“剑池”。“虎丘剑池”四个笔力遒劲的大字,为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所书,题刻于“别有洞天”的圆洞旁边。进入洞门,顿觉“池寒生寒气,空山剑气深”,气象为之一变。两壁陡峭的石崖,拔地而起,锁住一池绿水。右崖左壁有篆文“剑池”二字,相传乃东晋书圣王羲之所书。池形狭长,南稍宽而北微窄,颇似一把平放着的宝剑。有人认为这就是“剑池”得名的原因,但更多人认为其得名来源于一个传说。这个传说说,阖闾生前爱剑,下葬时以“扁褚”、“鱼肠”等三把宝剑陪葬,故称“剑池”。这与《艺文类聚》中“阖闾葬于国之西北,穿土为山,积壤为丘,发王郡之士十万人,共治十里。使象摙土凿池,四周水深丈余。桐椁三重,澒为池。池广六十步,黄金珠玉为凫雁,扁褚之剑,鱼肠三千在焉,葬三日,金精上扬,化为白虎踞坟”的记载是相符的。
有学者认为,剑池是为了掩护吴王墓而设计开凿的。墓的后门很可能存在某种秘密。
还有人认为,吴王夫差建墓时,为了防止千余工匠泄漏其中的秘密机关,以邀请饮酒观赏鹤舞为名,将他们全部杀死在剑池外侧一块平坦的大盘石上。工匠们的鲜血流在盘石上,浸渍渗透,与岩石融合,年久不褪。这就是今日名为“千人石”上带暗紫色斑驳影痕的缘由。
传说还不止这些。有人曾云,当年秦始皇东巡,及三国时的吴主孙权,都曾派人到此,凿石求剑;明代苏州县令吾翕和唐寅、王鏊曾刻石题记两方,说的是1512年剑池水干,发现了吴王墓门,未敢深探之语。
以上均系传说,其真实性不敢妄下断语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,尽管吴王墓处于风景名胜的掩映之下,而且“机关算尽”,但仍曾被盗掘。据汉朝刘向《论起昌陵疏》记载:“吴王阖闾违礼厚葬,十有余年,越人发之。”至于发掘时的情景及吴王墓的状况,因无记载,不得而知。
此外,战国时期被盗的名墓还有魏襄王冢、魏安釐王冢、魏哀王冢及赵简子墓等。
魏襄王冢被西汉广川王刘去疾所盗,其冢“皆以文石为椁,高八尺许,广狭容四十人。以手扪椁,滑液如新。中有石床、石屏风,婉然周正。不见棺柩明器踪迹,但床上有玉唾壶一枚,铜剑二枚,金玉杂具,皆如新物,王取服之。”
在中国古代史上,有一部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,叫做《竹书纪年》。这部重要文献的另外两个名称——《汲冢书》或《汲冢古文》,表明它曾与一个盗墓故事联系在一起。据苟勖《穆天子传·序》载:“太康二年,汲县民不準盗发古冢……”另据《晋书·束皙传》记载,晋武帝太康二年(公元281年),“汲郡人盗发魏襄王之墓,或言安釐王冢,得竹书数十车。”
从各种典籍来看,《竹书纪年》确为盗墓者不準首次发现,据当代历史学家李学勤考证,盗掘地点为河南汲县以西,“依地志,在抗战前发掘的山彪镇大墓一带,由竹简内容和伴出器物可定为一座战国墓葬”。据说,不準打开墓穴后,发现竹简遍地,为了寻找墓中的金银财宝,不準不惜以竹简做火把,对墓中财物进行了大肆劫掠。后来此墓被盗情形被官方闻知,开始清理墓内残余遗物。其中竹简除烧毁的一部分外,尚有颇多的收获。当时所得竹简经荀勗、束皙等鸿学大儒整理,编辑成《纪年》、《周书》、《穆天子传》等佚书共七十五卷(篇),其中《竹书纪年》占十二卷,或说十三篇,主要叙述夏、商、西周、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,可谓是一部魏国的编年史。对于《竹书纪年》到底是从魏襄王墓中发掘,还是从安釐王冢中盗出,却给世人留下了一个疑问。如果从《西京杂记》记载来看,魏襄王冢为广川王刘去疾所盗,不準所盗的应为魏安釐王冢。但从《竹书纪年》的记载来看,书中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(公元前299年),因而魏襄王卒于何时,便成为解除疑团的关键。但关于魏襄王的卒期历史上又有两种说法,一说死于公元前295年,一说死于公元前302年。若持前说,则此墓显然为魏襄王冢,而持后一种说法,则恐怕为魏安釐王之墓了。另据现代史家陈梦家考证,魏国自惠王至亡国,帝王陵不在汲郡,《竹书纪年》当出土于魏国某个大臣之墓,其成书年代当在公元前298~公元前297年之间,写本则在公元前3世纪初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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